刘基评传（出书版）分章阅读 26

这种德、关系的理论，在刘基的军事实践中屡有现。与朱元璋起纵论天，个重的据是群雄德行有别。陈友谅虽然兵锋锐利，但"劫主胁"②，又弑主自立，名号正，德行最，非军心、民心所向。因此，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，陈友谅陷太平之，图谋东，兵锋直金陵。两军相较，陈友谅占据游之利，军十倍于朱元璋，实殊异。当朱元璋与群臣共同议论御敌策略时，诸将或议降、或议退，唯独刘基断然提抗御强敌的对策，结果陈友谅败，生擒七千多，陈友谅乘船逃遁。致胜的原因，除了朱元璋军队以逸待劳、以康茂才使汉军中计而外，还在于陈友谅骄纵敌，恃强乏德，陈友谅在翻阳湖战中溃败亡，是在两军对峙、胜负难卜之时，汉军主将率军投降所致。而朱元璋则比较注意仁德在军事活中的作用。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，朱元璋既克婺州，曾诏谕诸将曰："吾比入集庆，秋毫无犯，故举而定。今新克婺州，正宜绥使民乐于乡附，则彼未诸路亦必闻风而归。"①之所以能够翦灭群雄，以弱小之旅战胜强之师，与其"嗜杀，布信义"②颇得民意有定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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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"省敌论"。

《郁离子》中，有《省敌》篇：郁离子曰："善战者省敌，善战者益敌。省敌者昌，益敌者亡。夫取之国，则彼国之皆敌也。故善省敌者，使敌。汤武之所以无敌者，以之敌敌敌也。惟天至仁为能以之敌敌敌，是故敌敌而天。"③刘基所谓"省敌"，就是分化瓦解、孤立主之敌。以仁德为本、能率地诉诸武，发战争，即"使敌"。而省敌的策略是指"以之敌敌敌"，这就是汤武革命取得胜利的本原因。"敌敌而天"，是"省敌"的最境界，这才是真正的"善战"者。刘基以"省敌"论述战争之，是对中国古代"战而屈之兵"的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

"省敌论"还有莫为天之"敌"的义。在《郁离子·省敌》章③ 《文集》卷二。

① 《吴子》卷《图国第》，《武经七书》，皕忍堂重列本。

② 《明史》卷百二十八《刘基传》。

① ［清］夏燮：《明通鉴》编卷二《纪》二。

② 《明史》卷三《太祖本纪三》。

③ 《文集》卷二。

中，还有《聚天者犹的》篇。文中在论述陈涉起义的败亡的原因时写：陈涉先起而先亡，以其先自王以为秦兵之的也。故曰：为事先，而辄随者，为的而已矣。①在论及平之战，赵国战败的原因时，刘基认为，秦国本想取韩国的，只因韩国郡守冯亭辞祸有术，将归之于赵，结果赵国接受，因此赵国为秦之"的"，遂有秦赵平之战，赵国几乎灭亡，韩国得以保全。刘基这种"为的"的军事思想在群雄争霸的混年代，有特殊的战略意义。这种特殊的时代，谁先称帝封王，往往成为众矢之"的"，结果寡敌众，早起早衰。而识时知者，往往坐视局的发展，在群雄争斗中断壮自己的量，终成统业。朱元璋在淆之世，能独执牛耳，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而很重的点是采纳了儒士朱升"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"的策略。其实，这也是刘基的贯思想，所谓"天举者胜"②，是其策略思想的概括。在元末起义军中，朱元璋封王最迟。张士诚在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起义时即称"诚王"，国号周。陈友谅在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也以江州为都，自称汉王。而朱元璋则迟至至正二十年（1361）才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，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鄱阳湖战以，最危险的对手陈友谅消灭，才自立为吴王。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）张士诚被俘才称帝，建立明王朝。与历史的起义军队相比，从朱元璋奄土得众的规模看，封王称帝明显滞，这与刘基的"省敌论"无关系。

再次，以智取胜的军事策略。卓越军事家的军事业绩，并是以强胜弱，而是以弱胜强见诸青史的，而斗智斗又是以弱胜强的重军事策略。刘基曾以虎用、用智说明"之用，而智之用百。"①"以智取胜"是刘基军事策略的主容。在安庆争夺战中，两军相持，刘基献策曰："弹地，何足久劳，友谅胆破矣，急，薄江州。彼必遁江州皖城焉。"②结果朱元璋全军西，迳趋江州，陈友谅果然弃江州城，仓皇逃至武昌。随即朱元璋又嘱咐诸将"从基受策，行取蕲黄诸郡，师旋遂安庆，如基语。"③江西全境都被朱元璋占有。西江州的策略，是朱元璋最终战胜陈友谅的重因素。

同样，在鄱阳湖决战，"湖中相持，三未决"④时，刘基、俞通海审时度，建议朱元璋移师扼湖（参见《明史·刘基传》、《明通鉴》等），切断汉军退路。结果才有陈友谅听右金吾焚舟登陆的建议，而使左、右金吾意见分歧，先率兵投降、陈友谅彻底溃败的结局。此，"太祖取士诚，北伐中原，遂成帝业，略如基谋。"⑤直到致仕归里之，刘基直是朱元璋的主谋士。朱元璋混海，刘基的军事谋猷起到了重的作用。

最，综览全局的守方略。朱元璋在群雄纷争之世，最终胜利，在战略方面，最主的是采取先图陈友谅、取张世诚的步骤。在总结"统① 《文集》卷三。

② 《明史》卷百二十八《刘基传》。

① 《郁离子·天地之盗·智》，《文集》卷三。

② 王世贞：《弇州山续稿》卷八十五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③ ［明］尹守衡：《明史窃》卷二十《诚意伯世家》。

④ 《明史》卷百二十八《刘基传》。

⑤ 《明史》卷百二十八《刘基传》。

方夏"的经历时，特别强调了这经略次第关系全局的成败。曰："初与二寇相持，士诚近，或谓宜先之。朕以友谅志骄、士诚器小，志骄则好生事，器小则无远图。故先友谅。郡阳之役，士诚卒能姑苏步以为之援。向使先士诚，浙西负固坚守，友谅必国而，吾背受敌矣。"①这守方略的意义朱元璋分析甚确，但是，首倡者为谁？史乘有同的记载：《明史》卷百二十八《刘基传》：太祖问征取计，基曰："士诚自守虏，足虑，友谅劫主胁，名号正，地据流，其心无忘，宜先图之。陈氏灭，张氏孤，举可定。然北向中原，王业可成也。"太祖悦："先生有至计，勿惜言。"袁《皇明献实》卷二《刘基传》：观其先楚吴，决成败于言，定皇业于呼，矣哉，王佐之才，其伊吕之俦欤！②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刘基初诣金陵，陈时务十八策之，又有头建议：明公因天之，崛起草昧间，尺土民，无所凭借，名号甚光明，行事甚顺应，此工师也。有两敌，陈友谅居西，张士诚居东。友谅包饶、信，跨荆、襄，几天半，而士诚仅有边海地，南会稽，北淮扬，首鼠窜伏，背元，阳则附之，此守虏耳，无能为也。友谅劫君而胁其，皆乖怨；剽悍，难以其国尝之锋，然实数战民疲；乖则欢，民疲则傅，故汉易取也。夫攫先，擒贼先强，今之计，莫若先伐汉。汉地广，得汉，天之形成矣。①可见，朱元璋自谓于已见，值得商榷。朱元璋作《御史中丞诰》也赞捐刘基鸿猷远谋；"用兵先，卿能言之，朕能审而用之。"极有可能是刘基首陈远略，朱元璋善纳嘉言，能"审而用之"。

这献策，视开阔，屋建瓶，分析当。当时朱元璋军中多数认为张士诚奄据苏湖，土地肥饶，产盈，应首先兵锋东向②。刘基排众议，为缓解东西的危局，最终战胜陈友谅创造了条件。

三、倡立卫所寓兵于农--明代兵制的首倡者

明代的兵制与历代相比，最显著的特点有二：是收了唐、未、元兵制的优点，建立了兵卫制度，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，二是建立了独立的器部队，器在战场的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。卫所制是由刘基提建立的。

据《明史》卷百二十八《刘基传》载："太祖即皇帝位，基奏立军卫法。"军卫法在《明史·兵志》中称为"卫所"制度。这种兵制虽然在明朝建立才正式形成定制，但在刘基襄助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，这种兵制已初规模。当时，朱元璋的军队迅速壮，因源复杂，编制极为混。① 《明史》卷三《太祖本纪三》② 台湾文海版社影印明抄本。

① ［清］毕沅：《续资治通鉴》，古籍版社1957 年版第六册第5865 页。② ［明］宋濂：《平汉录》载："时友谅据湖广，张土诚据浙西，旨未，众以为苏湖地肥饶，先取之。"（胜朝遗事初编本）。

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，朱元璋令统编制："有兵五千者为指挥，千者为万户，百为百户，五十为总旗，十为小旗。"①设置了武德、龙嚷等十七卫军指挥使司，革除了诸将承袭元朝的枢密、平章、元帅等官号。朱元璋整肃兵制时，刘基佐戎军中已有数年，更化改制与刘基无关系。而明朝建立，卫所制的正式形成，则是由刘基首先提和参与的。这种兵制的核心容主有三点。

首先，因防设卫。《明史·兵制二》载："度害地，系郡者设所，连郡者设卫。"卫所兵制作为明朝最主的兵制，本的特征是种防御的军事制。守备与屯田是其主功能，而与有功能的某些兵制相比有明显区别。从明初卫所制的实施况看，主是在重的城镇、通枢纽设卫。如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陛升杭州、江西、燕山、青山四卫为都卫，设置河南、西安、太原、武昌四个都卫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又在北方重的隘山岭紫荆关、芦岭设千户所守御，现了重门御边的用兵思想。

这种以防御为特征的兵制，是基于明初的实而提的。1368 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，但元顺帝仍居部。其年八月，徐达才率军入都，顺帝奔都，当时元军的主仍然完整强，并且扩廓帖木、李思齐等能征贯战的将帅犹存。刘基在朱元璋建中都时曾表示对北部边患的忧虑，结果徐达在和林败，实践也证明了明初重防西北边围的策略是正确的。当时北走的元军，主是蒙古军与探马赤军，骑兵是其主，对沙漠的环境十分熟悉，流较强。其瓦渐强，军队也有类似的特征。汉北抗，虽然数占据优，但疲于奔命，必陷于被。因此明代在峻垣壕设置烽喉，沙漠旷远之，设立哨马营。并且"各烟墩，务增筑厚，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。墩傍开井，井外围墙与墩平，外望如。"①永乐迁都北平，三面近塞，更重御边，正统以，边患重，东起鸭，西抵嘉峪，亘万里，只得分地守御。卫所制终明朝废，是因明朝边鄙多事、塞防甚重的客观而实行的正确的军事制度。

其次，以军隶卫、以屯养军。国军屯制由已久。自汉代开始，有屯田兵制，它消除了戍卒更代之烦，免除征调，减少了输运之劳，安定了边防。汉代屯田规模虽然很，但般都限于西域边陲。如汉武帝元鼎年间，设张掖、酒泉、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六郡，开辟官田，征发边塞士卒六十万，担任戍屯。但汉代的屯田，仅是因时而置，并未形成定制，并且没有与军籍制度结在起。汉魏时期曹发展了汉代的屯田传统，军屯、民屯兼有，并且将军屯与世兵制结起，"广建屯田，又于征代之中，分带甲之士，随宜开垦，故甚劳，而功克举也。"①屯田使曹解除了军需之虞，成为其统全国的重保障。其军屯制屡断屡续。至元代时，军屯有了很的发展，成为其兵制特之，但至成宗孛只斤铁穆耳执政期间，屯田制度逐渐废弛，最终趋于衰落。

明代的卫所兵制，收了历史的屯田经验，是种寓兵于农，守屯结的建军制度。《明史》载："太祖初，立民兵万户府，寓兵于农，其法最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十四。

① 《明史》卷九十《兵志三》。

① ［唐］玄龄等：《晋书》卷二十六《食货志》，中华书局1974 年版。善。"②当时，除京师的卫所外，都实行军屯自结。"天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。"③军屯有完备的制度：边地，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；地，二分守城，八分屯种。临边险则守多于屯，地理偏僻，运输则屯多于守。其曾经更定科则，分军田产正粮十二石，由本军自支，余粮则作为本卫所的军官俸粮，并且纳税粮。明初军屯的成效卓著，其以康茂才率军屯田最富有成果。即使正统以，屯政稍弛，屯粮还保存三分之二。其屯田多为监、军官占夺，军屯制度受到了严重的破。

屯戍结，是刘基的贯思想。主张"有国者，必以农耕而兵战也。"认为"兵足则农无以为卫，农足则兵无以为食。兵之于农，犹足与手，可独无也。"④兵与农是相互依存，可或缺的。刘基首先提的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，在明初，既缓解了兵既久，政府财政匾乏的窘困，又加强了边防，有效地抵御了元军南，屡谋复的企图。

最，军户世袭。明代实行军民分治。全国户籍，分为民、军、匠三类。军丁世袭，从军，全家为军户。最初的军籍，有从征兵：朱元璋原有将帅统辖的军队。归附兵：战争中元朝及地方武装的降卒。谪发兵：因为获罪而成为隶然迁为兵。垛集军：民户每三户丁为军户，其余两户为"贴户"。军户所的军称为"正军"，余的壮丁称为"余丁"、"次丁"。

正军被分到指定的卫所戍守，允许娶生子。子代，世袭为军。如军户全家逃亡或绝，由其属或贴户补，被称为"军"或"清军"。明代的卫所制，强调军户世袭，使兵源得到了可靠保障，与军屯结在起，减了国家的财政负担，并且使军心较为安定。

明代的卫所制和军籍世袭制是借鉴了代兵制而形成的，是对古代兵制的继承和发展。

首先，世兵制。世兵制产生于汉未，确立于三国，盛行于西晋，东晋时开始衰落。在三国鼎立时，各国统治集团为了保证可靠充足的兵源，将百姓分成三个部分，是普通民户、二是屯田户、三是军户。军户也称士家、兵家，单立户，称士籍或兵籍，专兵役、世代为兵。显然，明代的军籍世袭是对汉以世兵制的继承的发展。

其次，府兵制。府兵制最初实行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、北周。唐代早期臻于完备，废止于晚唐。唐朝中央的左、右卫等十二卫各领四十到六十个折冲府（即军府或兵府）。每府统领卫士千左右。折冲府设在州县，关中，河东、河南带最多。卫士选壮丁充当，二十岁军，六十岁免役，平时务农、农闲时训练。主是番到京城宿卫，谓之番。战事发 生，卫士应征作战，战争结束，即解甲归农。官员有事"命将以"，事毕"兵散于府，将归于朝。"防止将帅专兵割据。对于府兵制，褒贬。明代卫所制保留了府兵制的某些特点，"得唐府兵遗意"①致可信。兵有定籍，可以省去招募之烦；兵农，屯戍兼及，使军需有了可靠的保障。明代也继承了唐府兵制的这些优点，但明代也因袭了唐代府兵番的传统，造成了② 《明史》卷七十七《食货》。

③ 《明史》卷七十七《食货》。

④ 《郁离子·瞽瞆·祛蔽》，《文集》卷三。

① 《明史》卷八十九《兵志》。

才、财的极费。明代"卫所之兵疲于番"。②府兵、卫所的废弛都与番靡费巨、收效甚微有关。

最，对元朝军籍制度的继承。明代虽然借鉴了三国、隋唐兵制，但毕竟年代相隔久远。明代是在元王朝的废墟建立起的，刘基屡次在元军中供职，朱元璋与元军更是戈休，因此，们对元朝乒制的优劣有较刻的认识，对明代兵制的制定、影响也最为直接。《明史·兵志》所说的"革元旧制"，当是革除元末旧制，对元初，其是至元朝的政令兵制，还是有明显承绪的。

第、元代有稳定的军户制度、对军户户籍的控制十分严格，除了些"贫乏无者，得以放罢为民"外，只有少数有特殊技能者才能免除军籍。甚至还规定军户无子者，招女婿，或同族子侄继承产业的，也承当正军或贴户。明代卫所制度中的"军"、"清军"制度与其十分相似，并且，明代军籍也十分严格，官至尚书才可以免除军籍。

第二、元朝的军屯遍及全国。军屯的收入，除主供军饷外，余部分也作为各级军官的俸禄。屯田军也以卫所称名，并且元代将士兵分为正军和屯军两部分，分别编组、分别管理。正军专掌练，负责防守；屯田军专事垦种，负责供应军粮。明代其实也分为"常军"、"屯军"两类。《明史》卷七十七《食货》载："常军十九万，以屯军四万供之。"但元代屯田制仅限于世祖至元朝，刘基屡次赋诗赞叹至元盛世，其军卫法也承继了至元遗风。

但是，元明两代的兵制又有明显区别。元军的编制是按十位编组，以万名、于户、百户、队为名称，并无严格的卫所制度。而明代军队统的组织系统是：卫所是明代兵制的核心编制单位。明代的卫所兵制，保证了明初社会的稳定发展。卫所外统于都司，统于五军都督府，使兵权在相互制约中得到了平衡，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，与明代度集权的中央政治相。但是卫所制除了有述"番"的弱点外，军队征伐时命令将军充任总兵官，调卫所的军队作为属，事毕将帅即所授佩印，官兵各归原，使得官军之问互相习，并且文皇北迁之，又开了臣观兵的先例。其于谦曾创立团营，统号令，裁汰冗杂，使兵将相习，"战之时，但调其头目，而士兵自随。"①战斗有了明显增强。卫所兵制虽然终明代，但由于袭替范围的扩，实际打破了军民分籍的界限，正所谓"驯至未造，尺籍久虚，行伍衰耗，流盗蜂起，海土崩"②，期常用的募兵制效果更见佳。

② 《明史》卷八十九《兵志》。

① 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二。

② 《明史》卷八十九《兵志》。

管如此，刘基倡立的卫所兵制的历史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，明代期的军籍滥扩而形成的弊端，正是有悖于明初卫所制度军籍尚严的传统而造成的。